敦煌灯火 代代相传

在敦煌学这座千年宝库的门前，有这样三代学者，他们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铺路奠基，以“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接续奋斗，用一生的坚守弘扬了敦煌学，诠释了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他们就是九三学社社员蒋礼鸿、郭在贻，以及他们的弟子黄征。

蒋礼鸿：精益求精，卅六载终成一书

蒋礼鸿（1916—1995），浙江嘉兴人，著名语言学家、敦煌学家，第一届中国训诂学会常务理事，九三学社资深社员。他的学术人生，恰如一部厚重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的修订史。1959年，这部仅5.7万字的书初版问世，便引起敦煌学界重视。然而蒋礼鸿并未止步，此后三十六年间，他六次补订，将此书从区区数万字扩充至四十余万字。别人眼中的枯燥考据，在他看来其乐无穷；杭大新村的桃花梅花，他竟“完全顾不得欣赏，就连散步都觉得是浪费时间”。

更令人敬佩的是他对名利的淡泊。1945年，他以《商君书锥指》荣获教育部学术奖三等奖，这项成果可以帮助他顺利晋升副教授，他却以“年轻”为由婉拒，甘居讲师之位。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曾断言蒋礼鸿“将来必成大器”，而蒋礼鸿的“大器”，却并非以职称为标尺，而是以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对后人的嘉惠来衡量的。他埋下的学术种子，将在未来、在他的弟子手中长成参天大树。

  郭在贻：承前启后，竭心力以成考据

郭在贻（1939—1989），山东邹平人，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教授，第二届中国训诂学会副会长，九三学社社员，浙江省第六届政协委员。他师从姜亮夫、蒋礼鸿，是浙江敦煌学的“桥梁”。1986年，47岁的郭在贻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为博士生导师，成为当时人文社科领域最年轻的博导；1988年又被国家人事部核准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然而命运吝于给予他时间。1988年，他带着学生张涌泉、黄征启动“敦煌学三书”计划，合著《敦煌变文集校议》。此时他已重病在身，却仍抱病审读论文。学生张涌泉每写完一条就念给他听，病情稍缓时，师徒二人在洪春桥边、植物园里漫步讨论，3万字的《敦煌变文校读释例》就这样在病榻旁完成。1989年1月，郭在贻溘然长逝，年仅五十岁。他未能亲眼看到《敦煌变文集校议》的出版，更未能完成全部计划，但他点燃的火炬，已经交到了下一代手中。

黄征：薪火不息，集大成而告先师

黄征1958年生于浙江江山，九三学社社员，1985年考入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受业于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三位先生。恩师虽早逝，但黄征没有让学术事业中断。1990年，《敦煌变文集校议》出版后荣获“王力语言学奖”；1997年，他与师兄张涌泉合著的《敦煌变文校注》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近170万字，被誉为敦煌变文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荣获“中国青年语言学家奖”一等奖。此后，黄征又承担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敦煌俗字典》，继续在前辈开辟的道路上拓荒前行。

从蒋礼鸿的《通释》，到郭在贻的《校议》，再到黄征的《校注》，三代人一条路，前后相续近半个世纪。蒋礼鸿奠基时，不会想到书的最终形态；郭在贻启程时，未能看到成果的问世。但他们都知道，自己做的每一条校勘、每一次考证，都是在为后人铺路。“功成不必在我”——不图一时之名，“功成必定有我”——每一代人都倾尽所有，绝不缺席。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确政绩观是为政之德、从政之道、施政之要，是党员干部从政、谋事、创业的“总开关”。对于学者而言，这个“总开关”同样决定着学术的品格与高度。蒋礼鸿三十六载增订一书，郭在贻生命不息治学不止，黄征接续师志终成大观——三代九三学社社员前赴后继，用行动告诉我们：真正的政绩，不在于头衔的高低，而在学问的深浅；不在一时的显绩，而在长久的传承。敦煌的灯火，正是在这样一代又一代的坚守中，才得以绵延千年、光耀后世，焕发出新的夺目光彩。（孙慧、郭万青）